WTO视野下对我国司法解释的整理和规范

Release date:2015-07-16   |   Click to rate:

 [内容摘要] 以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类似规定,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状态,但在现行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仍不尽合理。WTO的加入,要求我国必须遵守WTO规则,并对司法解释作相应的整理和规范,以达成WTO公开、统一、透明的法治原则,WTO的法治精神同时也为我国的司法解释整理和规范指引了方向,作者从司法解释的各个构成要素,即解释主体、程序、职权、对象以及司法解释的发布载体和形式入手,深刻剖析我国司法解释现状中切实存在非正当主体发布司法解释、抽象司法解释“立法化”、司法解释之间冲突和效力不明确等与WTO法治精神相悖的不正常问题,提出规制司法解释的概念,探求规范司法解释体制的各类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司法解释  WTO法治精神  公开和透明度  独立和统一原则 抽象解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根据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以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第4款的规定,我国应保证国内的法律、规章与管理办法均符合WTO协议的内容。为配合入世,我国曾开展了一系列的法律、规章与管理办法的整理和规范活动,废止和修改了一部分明显与WTO协议不相符或抵触的法律、规章与管理办法。但不可讳言,大量与WTO精神和原则相悖的法律思想和以此思想建构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在我国的司法解释领域,现行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尚大量存在并日益明显。因此在加入WTO以后,对法律等规定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应当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作者仅以我国的司法解释为例,结合WTO透视的法治精神和原则,剖析我国司法解释的现状和问题,探求对我国司法解释规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应具有触手可及的现实意义。

       一、 司法解释的概念和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

       1982年的我国宪法,以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奠定了我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由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但此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具体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法律解释体制中运用最多的一种形式,在广大司法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正确理解、运用法律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
       根据1981年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由此可见,司法解释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司法解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审判解释”;另一种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进行的“检察解释” ;如果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则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此被称为立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为更好地协调和配合,统一认识,提高工作效率,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有时也采取联合解释的形式,共同发布解释文件。
       由此而知:
       1、我国司法解释的解释主体限于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决议和其他法律并没有规定其他国家和地方部门有作出司法解释的权力,也即排除了其他国家和地方各类机构作为司法解释的适当合格主体;
       2、最高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应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权限分明。审判解释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依据其“审判”的职能和权力作出,检察解释只能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依其“检察”职能和权力作出;
       3、司法解释的对象应为具体应用法律中的具体问题。司法机关不应脱离具体适用法律中的问题而抽象进行司法解释。所谓抽象解释,是指作出解释不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
       4、我国司法解释的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界划分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整理和规范我国的司法解释,使之适应WTO的法治精神,莫不过是对司法解释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建立一个良性运转的司法解释体制,切实认识和把握司法解释的上述方面,不但是我们界定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依据,更应是我们为适应现行社会发展,重新审视和逐步规范我国司法解释的前提。

       二、 WTO法律的法治精神透视

       WTO既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又是一部庞大的法典,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其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范围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概括地说,WTO法律文件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如平等(非歧视)、自由(自由贸易)、开放(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法律实施(争端审查与贸易审查机制)等。本文仅以与WTO法律关系密切的现代法治原则为参照,对WTO规则中的法治精神进行分析:
       (一)不溯及既往原则及其例外
       法律不溯及既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因为人们的行为不能为追溯既往的法律所指导。法律只有在与法治原则不相抵触的情况下,例外地溯及既往。该原则已成为根植于人们普通法治意识的法律常识。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总则部分第2条就规定:“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追溯力。”我国《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2项体现了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任何缔约方不得在产生下列后果的普遍使用的措施正式公布之前采取此类措施:根据既定和统一做法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或其他费用,或对进口产品或进口产品的支付转帐实施新的或更难于负担的要求、限制或禁止。”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对溯及既往作特别规定。例如,修订以前的法律没有赋予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修订之后赋予起诉权的,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可以按照修订的法律提起行政诉讼。加入WTO之后,我国一批司法解释将面临诉权保护的溯及既往问题,如我国以前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不允许当事人对反倾销反补贴行政决定提起诉讼,而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赋予当事人诉权。如果在新条例之前国务院主管机关受理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在新条例实施以后作出裁决,当事人可以对该新裁决提起诉讼。
       (二)公开和透明度原则
       法律必须公开,必须充分地公布。为此,从一个层面上讲应防止秘密法,使政府按照公开的规则行事;从另一层面讲,即应避免法律语义晦涩难懂,使普通民众易理解和接受法律,按公开的规则行事。WTO法律充分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1项规定了贸易法规的公布,这种规定就是基于现代法治的“公开”原则,即“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当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他支付转帐,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予以公布。”
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对公开和透明也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承诺。如:
       “1、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WTO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2、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并且在其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应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该刊物各期;
       3、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的请求,在咨询点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2条(C)节第1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措施有关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30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45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WTO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根据这一原则,我国的司法解释虽然在客观上已经与WTO协议规则进行了部分衔接,但其违背、削弱、破坏法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问题仍比较严重,对此作者将在文章下一部分作详细论述。
       (三)保障司法独立和统一性原则
       司法独立和统一是现代法治的支柱之一。各国对司法独立和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尽相同,WTO法律对司法(准司法)的独立性和统一性有明确的要求。例如,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3项第(2)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维持或尽快设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和纠正与海关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类裁决机构或程序应当独立于受委托负责行政执法的机关,其判决应当由该机关执行,并管制该机关的行为,除非进口商在上诉期限内向法院或者上级裁决机构上诉。”;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2项规定:“1)各成员应当维持或者尽快设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应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救济。如果此类程序不能独立于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成员应当确保此类程序事实上能够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审查。2)第1)目的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一个成员设立与其宪政结构或者法律制度的性质相抵触的裁决机构或程序。”
       根据这一原则,我国的司法解释应当独立和具有统一性,但实践中,一些非正当主体诸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通过各种方式行使司法解释权,却频频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元一级的解释主体之间的司法解释也时有冲突,对我国的司法解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造成严重冲击。
       WTO之所以具有包括上述原则在内的各项法律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WTO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是在现代法治背景下缔结的,特别是在法治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主导下缔结的,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法治资源和法治理念。因此,深入理解和消化WTO所透视的法治精神对整理和规范我国的司法解释,乃至建构我国更为合理的法律体制和框架,就有一定的指引作用。甚至可以说,我们实施WTO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和引进现代法治理念,建构现代法治制度。为积极主动和深入全面地实施WTO法律,充分和透彻地理解法治精髓,把握法治底蕴,并将实施WTO法律作为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契机。

       三、我国司法解释现状与WTO法治精神的差距

       在入世进程中,我国一直致力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立法和司法上向WTO规则的要求靠近,期间部分司法解释也卓有成效地与WTO协议要求进行了衔接,比如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我国依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充分有效保护”的各项要求,自2000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订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涉及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及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多个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我国基本建立和完善了符合TRIPS协议之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民事、海事诉讼等其他民商事审判领域。
       尽管如此,我国的司法解释现状与WTO法治精神的对照,仍不是十分乐观。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我国与WTO规则相关的司法解释仍有大量空白
由于我国立法具有“宜粗不宜精”的传统,加之大多司法解释脱胎于我国“转轨”期,当前很多民商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仍存在操作性不强,对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空白较多。随着加入WTO后更多领域市场的开放,在不能及时充实立法的情况下,仍需大量的新的司法解释为新形势下的民商事审判提供具体规则;此外由于我国存在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既要遵守WTO协议的规定,又要灵活运用WTO协议的例外和办理各类具体事宜,也需要我国及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以使WTO得以更灵活和更负责地实施。制订与WTO规则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解释应对入世的一项紧迫任务。
       2、非正当性主体作为司法解释主体呈现危机,司法解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受到挑战。
按照1981年《决议》和此后发布其他决议,我国的司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构成的两元一级解释体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两个唯一有权解释的司法解释机关,然现实中我们却不难发现,众多的司法解释中却冲杂着各类各式各样的司法解释。其中有;
       1)非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共制发的152例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这些单位包括司法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由于上述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严重的部门利益倾向,有的解释形式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的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然在实践中,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甚至发行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际状态;
       3)法定司法解释内部各部门、科室不正当发布司法解释性文件。如1991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发布的《关于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2001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进一步加强办案工作的通知》等。从严格意义而言,法定解释主体内部的机构不能代表法定解释主体发布司法解释,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定解释主体可以授予其内部机构发布司法解释,即便上述机构有必要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亦应当通过法定解释主体并以该法定解释主体的名义统一发布,否则势必造成司法解释及其效力的混乱。
       上述现象的存在和日益泛滥,明显与WTO的法治精神相悖。既有损司法解释的权威,也造成了司法解释的混乱。
       3、抽象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严重,挑战了国家立法的权威。
        所谓抽象司法解释即是在司法解释中那些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的法律问题作出的系统的司法解释,通常以“意见”“解释”或“规定”等形式发布。这类解释本应是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规范的有关问题所做的解释。但现实中,许多抽象司法解释已超过“具体应用”这一范围,出现“立法化”倾向。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具体问题,“两高”基于各自的职权做出了规定,这虽然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但却取代了立法解释,严格而言应属违法行为。因为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具体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司法机关无权解释。另一方面,抽象司法解释中突破、修改甚至违背立法的做法也有时显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不独是司法解释本身的缘故,更是我国不重视立法解释的必然,此情此景,处于“必要”和“非法”之两难境地的“立法化”的抽象司法解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各类司法解释的功用加以褒扬。
明确司法解释与其他解释之间的界限,有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4、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严重,影响了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1981年的决议将司法解释分割为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但此二元主体之间基于各自的职权和利益作出的司法解释,却屡屡发生冲突。不但在解释的内容上时有矛盾,而且在各自的效力上也经常互相抵触。在此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两高”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司法解释意见莫衷一是,最后不得不通过联合发文的形式解决难题。决议原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此表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具有双响约束力,但司法实践中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却仅及于本系统之内,大量的检察解释除非其内容与审判解释一致,否则该解释在法院系统内会经常性地遭致有意或无意的抵触,反之亦同。司法解释之间这种冲突严重地损害和限制了其效力的发挥。
       5、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对司法解释的公开性造成冲击。
       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主要体现在其生效、失效时间及其援引力等内容。对于司法解释的生效时间,1997年《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司法解释以《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日期为生效日期,已改变了过去生效标准不一的情形;关于司法解释的失效时间,一般沿袭自动失效原则,即“在颁布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在理论上,关于司法解释的生效和失效的规定已泾渭分明,但在实践中要分清和界定一个司法解释的生效或失效与否却实非易事。 如司法解释中规定“本院过去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或者“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不再适用。”由于中国文字的多样性及及其含义的复杂性,如何界定“与本解释不一致”和“相抵触”本身又需要大量学理和法理的研究,并极有可能最终还会形成意见不一和相互矛盾的状态。因此,对司法解释的及时清理、编撰及声明对我们查询了解、明确、运用司法解释是一个必不可少而行之有效的工作。
       司法解释的援引力,即司法解释可否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的问题,1986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虽已经明确排除了对司法解释在有关法律文书中的直接引用。但作者认为此非上策,由于我国法律过于笼统和抽象,可操作性小,同一份裁判书中引用同一个法律依据经常可以同时得出两个互为矛盾的结论。如果仅引用法律条文,不禁使人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感到纳闷,而且使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司法解释难以令人了解,由此而致判决依据难以令人信服,导致上诉、上访案件的增加。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法律的发展趋势是法律应该尽可能地为最广大民众了解。
此外,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发布载体的多种多样和多为内部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和WTO其他成员方对我国司法解释的了解,影响了其公开性原则。

       四、对规范我国司法解释的几点思考

       司法解释现中的诸多弊端内生于现行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为司法解释体制的改革和司法解释的规范提供了契机,司法解释的规范反过来又促使和加快我国的司法体制进一步合理、规范和高效。如何完善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以适应WTO协议的要求,作者在此提供以下几点粗浅意见,以图抛砖引玉:
       1、严格规范司法解释主体,保障司法解释权的独立行使
       抛开司法解释主体一元化、二元化之争,在现存二元化法定解释主体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中主体正当性危机,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唯一司法解释法定主体的独立地位,排除无司法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党务机关、社会团体单独或联合制发司法解释性文件及其效力,也排除法定司法解释主体内部机构、部门、下级机关和部门实际制发司法解释性文件及其效力。探究制定司法解释的合理程序和制度,规范司法解释使用的文件形式,使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发布既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以统一的形象,同一个声音出现于法定的载体和媒介中,使广大民众能轻易地查询、了解和理解我们的司法解释,保障司法解释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公开性,使之与WTO的法治精神和原则相符。
       2、分清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界限,规制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竞合
       前文述及我国的抽象司法解释和类似司法立法的创制性解释现象有着历史的合理性,抽象司法解释在与WTO协议接轨过程中虽然起到重要作用。但司法解释应毕竟是一种“事后解释”与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通过“立法”或“立法解释”的形式创制新法,而不能通过司法解释创制法律,司法解释应限制在已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适用法律的具体问题的解释,为此我们在规范司法解释的同时,应加强立法和立法解释,使我国的法律本身更详尽和可具可操作性。
       3、结合英美法系的做法,引入判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既作为法定司法解释主体,同时其又是下级审判和检察机关的指导和复核机关,在审判级别上最高人民法院还是二审终审制的最高级别二审机关,虽然“两高”的“批复”、“函复”等均是形式不错的司法解释,但,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和“函复”等则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对二审终审制和独立审判权的破化。此时将“批复”和“函复”等列为系统内部文件,借鉴海洋法系的做法,适度引入判例制度,以判例的形式统一和规制这些“批复”和“函复”等的内容,使之具有法律约束的效力,不失为一个既维护司法解释效力又兼顾我国审判制度的良策。也能使我国的司法解释以统一的形式和形象出现,维护其权威性。
       4、加强司法解释的编撰和整理,及时公开
       司法解释应在法定的载体上发布,但是为方便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司法解释的内容和变更情况,除发布之外,更应随着日益发展的信息科技,在不同的媒介和载体上编撰和整理,对相互矛盾的司法解释应予协调,对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应及时清除,并且将清理后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统一公布,有关裁判文书中,笔者认为也应适当引用,以便有关当事各方明辨是非,既减少法律的歧义,又增加法律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加入WTO 后,更应该加快整理和编撰系统和可以适当调整的灵活的司法解释查询体系,以适应WTO的法治精神。
       5、加强监督,建立司法解释监督、制约和补救机制
       目前而言,对司法解释的监督,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监督,如何制约,在发现司法解释错误和矛盾后,又如何补救,既没有监督的程序,也没有补救的程序,更谈不上具体司法工作者或普通民众的监督和提出建议的途径。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的监督、制约和补救体系应是完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实施WTO的各项规则,并与日俱进,势必造成有一定量的司法解释在一定时期是符合当时历史客观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会不适应或无法跟进,如何按照既定的程序监督、修改、废止、制约和补救,既要符合我国特定的历史客观状况,又要符合WTO诸如“正当程序”等原则的法治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周道鸾主编;
       2、《新中国司法解释大全》,人民检察院出版社1995年版,梁国庆主编;
       3、《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梁治平编;
       4、《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董白皋著;
       5、《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李仲周、易小准、何宁主编;
       6、《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于安编著;
       7、《WTO与中国的司法审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曹建明主编;
       8、《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朱榄叶编著。
       9、世界贸易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及附件,2001年11月10日多哈;
       10、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工作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001年10月1日。